金明洙金度妍分手:为什么提倡“浙江模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米粒芽 时间:2019/08/23 05:02:09

为什么提倡“浙江模式”?

丁咚 文

 

媒体报道,最近重庆市长黄奇帆出面为“重庆模式”辟谣。他在接受香港卫视的提问时指出,“熙来书记和我都认为,我们在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没有搞什么模式,我们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遇上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番话等于是为近两年来被广泛炒作的“重庆模式”之说作出正式的官方反应,也表明重庆地方当局为此承受大压力越来越大,乃至于要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自我否定。可以想象,近两年来,如果没有重庆高官的默许,由凤凰卫视评论员纪硕明首倡的“重庆模式”绝不会如此走红。

如今看来,有关“重庆模式”的褒扬走过了头,以至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弹,并促成高层介入,令重庆方面“悬崖勒马”,停止宣扬“重庆模式”。

这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众所周知,在“重庆模式”正式提出之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模式”说受到广泛追捧,其中包括不少“国际友人”。但即使如此,“中国模式”还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独具特色且值得推广的自身模式,而仅仅是一个“大杂烩”。中国以这种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还能延续多久尚存疑问,并且由于中国模式太过于“独异性”,缺乏可以复制和推广的基础,因此并未受到官方的正式认同。

在此情况下,“重庆模式”以鲜明的特色突然异军突起,重庆市推进经济改革、城乡统筹、户籍改革、房产新政、唱红打黑等多项措施,在纪硕明先生提出“重庆模式”后,立即引起广泛兴趣。媒体和官方相继跟进报道,刻意强化“重庆模式”,特别是进入今年以后,十分诡异。高层纷纷走访重庆,先后有周永康、贺国强、吴邦国、习近平等四位政治局常委和王岐山、刘延东、李源潮三位政治局委员到重庆调研,他们的公开表态,对重庆工作多有肯定。特别是习近平和李源潮的访问,更具有特别的意涵。正因这样,重庆媒体颇为自得地评论,“从中央高层密集造访重庆,可以判断,重庆如早前的深圳一样将担当新一轮改革尖兵。相信,“重庆模式”在中央的支持下,还会继续向前延伸……”

但所谓的“重庆模式”有着十分严重的“硬伤”,这也正是它引起争议和反感的重要原因。一是政治上逆潮流而动,向“左”转,“唱读讲传”就是其明显的例证;二是在打黑时过于注重政治效果,追求轰动效应,以期扩大影响,而未彻底遵行法治原则,导致公众反弹强烈,比如在李庄案上办得广受非议,连颇具君子风范的贺卫方先生也不避嫌疑对之进行“炮轰”;三是打民心牌,短期主义行为影响重庆自身形象,什么受老百姓“欢迎”就做什么,而并非真正从大局和长远角度看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为个别领导人争取民心的嫌疑严重。

这三大硬伤使“重庆模式”变得苍白,经不起时间考验。向左转,政治上趋于保守主义的结果是必然加强政治控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操纵和影响,破坏市场经济体制;打黑破坏了法治原则,使其良好效果大打折扣,无论多么好的模式,背弃法治,等于背弃其政治根基;迎合民心,并非政治家所为,追求短期效应,可能会为政治人物带来短期的喝彩,却无法赢得长久的成功。

我认为,中国在经过长达30余年的高度增长后,正处在十字路口,国家和社会转型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而与此同时,也正是各种思潮和方案纷纭涌现的时候。它们竞相展示,相互碰撞,从而引发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更深思考。中国该走什么路的问题凸显在世人的面前,不仅拷问着政治人物的智慧,而且是全体民众的共同责任。大家都有义务为国家的未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以更好地维护最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

最近,我前往浙江省,对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了考察,而且对其政治上的某些倾向有了初步的印象。在路上,我一直在思考着上述问题,中国下一步该走什么路,是大而化之地按照“中国模式”走,还是像重庆那样走,都时时在脑海里转。我总觉得,“中国模式”过于宽泛,难以遵循,而“重庆模式”代表了某些人的理想,却可能是条错误的道路,将国家引入歧途,因此对作为沿海发达省份的浙江寄予了“厚望”。此后在行程中特别留意相关信息,一种新的构想涌入心中。我在此前的博文中就首次提出了“浙江模式”概念。

在我的想法里,“浙江模式”具有以下框架性内容:

浙江省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经济私有化水平较高,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强。浙江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确保了其市场高度繁荣,即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其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发展。这都是因为民营经济机制活,适应了市场的残酷竞争环境。它不仅带动了大部分GDP的提高,也是经济效益、财政收入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保证。浙江的民营经济不但在省内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而且远走省外、海外,广泛投资,差不多能够创造与浙江本土等值的价值。

在经济私有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为了促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体制上积极适应私有化经济的需求,巩固并发展民营经济成果。民营经济在浙江省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推动政府整合、优化经济治理的结构、职能和人员,减少对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一切束缚,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浙江各级政府藏富于民,在提高财政收入的同时,注重提升民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通民众较好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不突出,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民众幸福感增强。

浙江省是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典范。长期以来,虽然浙江省地处沿海,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并与海外侨民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但总体上它是个资源薄弱的省份,而且并未获得像广东、上海、北京那样的政策扶持,却依靠自己的智慧,逐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经济发展自成格局,初步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跨越,GDP、经济效益、民众生活品质均大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连续十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6年列中国大陆各省区第一位。

浙江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浙商”传统,创造新型商业文明,全民商业意识强烈,商业诚信和企业家道德广泛建立。重商主义的结果是,人人以参与经济活动赚钱为荣,而以无所事事为耻。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在介绍经济情况时提到,在杭州有不少茶楼,但在宁波却只有咖啡馆,鲜见茶楼,就是因为老板们时间观念强,没有时间在茶楼里品茗,而选择在咖啡馆谈生意,咖啡喝完生意谈得差不多就走,由此导致茶楼生意清淡,自然关门改为卖咖啡。在以商业为纽带的社会中,诚信十分重要,也是维系商业有效运营的关键。浙江的企业家很有责任感,社会参与意识很强,注重维护诚信,这也是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好的秘诀之一。

浙江经济高速发展,民众受益的一个自然结果是,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他们活跃在各个社会领域,民主意识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普遍提高,对今后浙江的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我认为,在中国发生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很小,而进行渐进性变革的可能性比较高,而其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是中产阶层的崛起,这些人一方面会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另外一方面也将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力量,尤其是在政治改革领域,他们的愿望也更强烈,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民共享的公民社会将成为时代不可阻挡的大势。公民的政治权利将不断扩大。

社会宽容正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一个高度的商业社会,收入增加的民众,其自身素养也快速提升,全民的社会宽容意识增强,同时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也日趋削减,对社会上的不同思想和观念日益包容,异质思维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以上七个方面勾勒了“浙江模式”的主要轮廓,要完整地呈现其面貌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但在这里已足以展示其优势。同时,我认为作为模式,动态发展是其根本特性之一。“浙江模式”目前尚处在初级阶段,甚至是“雏形”阶段,应是不争的事实。从浙江本身来说,还是从全国来说,有意识地发掘“浙江模式”的,目前还没有。作为处在初级阶段乃至雏形阶段的“浙江模式”,它首先当然是不成熟的,是需要进一步进行建构和发展的,构成它的各种要素自身也将逐步完善;其次它也在随着其发展历程的展开,各种要素强烈变化,创建自身的特色,并积极形成可以复制的共性模式。

但在某些领域,它还缺乏鲜明的特征,处在进行时状态。比如政治领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关键突破,只能在现有的框架里作最大程度的调整,以适应外部变化。又比如新模式与旧秩序之间的潜在紧张关系仍然存在,在一些事情上还在以老套的方式进行处理,管理方法手段违背大的潮流所向,等等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都对其作为一个完整而有效的模式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也是其今后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的关键领域。

而我们提出并倡导“浙江模式”,其重大意义显而易见:我们希望中国的未来不局限于某些不成熟的模式构建,而是为大家提供更多发展路径的选择,并从中确定最佳道路,特别是在当前已经提出的若干模式被证实具有先天性缺憾的背景之下。

“浙江模式”的优势,一是它以私有化为经济的原则性方向,着力培育和发展民营经济,符合人类几百年来发展的主要经验——只有私有化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二是它坚定地走市场化道路,将市场作为支配经济的根本手段,致力于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放开手脚,让民营经济获得充分发展。

三是它推崇基于共识的渐进性变革,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下,培育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社会阶层,一步步推动政治文明,扩大公民权利。

四是它崇尚商业文明,而现代社会的基础即是商业社会,这对缺乏社会诚信的中国更具有深刻的意义,透过商业诚信的维系和发展,为社会整体的诚信氛围的形成建立基础。

五是它将民众的幸福作为优先方向,致力于提高民众生活品质,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全民建立福利体系。

六是无论它现在多么保守,或者受制于目前的大气候,但在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它在观念领域的变革将在今后的岁月里更加明显,人们的思维方式、观念方式、生活方式多样化,将成为社会的主流。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浙江模式”具有优于其他模式的特性,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各种条件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它将为中国的未来提供一条可靠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