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昌日报 历史: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米粒芽 时间:2019/08/25 22:22:19

本文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将1959-1961年的分府死亡人口与1851-1875年的分府死人口进行对比,可知两个时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呈强负相关。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奇特结果的原因在于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有关研究已有多种。彭尼·凯恩(Kane,Penny)在他的著作中对以前各家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其中包括对于死亡人口的估计[2],兹不赘言。此后,又有杰斯帕·贝克(JasperBecker)利用一大批新的资料,包括各种回忆录、自传性的小说、在海外流传的中共文件以及他自己的调查,详细描述了各地的灾荒情形。对于人口死亡的数量,也有归纳性的说明。[3]在中国大陆方面,曾任中国统计局长的李成瑞发表论文,比较西方人口学家与中国人口学家的几种分析,阐述了自己对于不同分析方法和数据的观点。[4]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或估计,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各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相差太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短的说明与评论。

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J.Coale)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5]在上引文中,李成瑞指出科尔的研究存在若干缺陷,经过李成瑞修正后的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2200万。

1986年和1987年,蒋正华、李南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年龄、性别报告数据,并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编制1981年人口生命表,再建立动态参数估计模型,求解后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6]与西方学者同期的研究相比,李成瑞认为中国学者蒋正华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1993年,金辉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7]在上述第一项研究中,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能不适合大饥荒死亡人口的研究。样本分布的均衡与不均衡,样本量的大小,饥荒地区对于死亡人口的有意隐瞒,都可能导致研究的失误。最值得讨论的是上述第二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蒋正华、李南发表的两篇论文资料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第二篇论文对在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漏报进行了估计。在上引文中,李成瑞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评述,只是他所引用“蒋正华资料”与蒋正华、李南上引两文的数据皆不相同,介于两组资料之间,可能是对0-1岁死亡的婴儿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所致。有关这一计算过程究竟由谁并在哪篇论文中完成的,李成瑞文没有交待,本文无法追究。根据蒋正华三组资料中的历年人口死亡率进行分析,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50-1790万,平均为1711万,与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所得“困难时期”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接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500万。蒋正华资料对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修正,可能仅仅是对死亡漏报人口的修正。

从理论上说,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规模性的跨国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从理论上说,只要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上一年的总人口,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的总人口。然而,无论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还是采用蒋正华的三组资料,所得1959年以后历年总人口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多400万-700万。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中,1959年人口多于1960年。这一资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吻合的。而在其它四组资料中,1960年人口多于1959年。很明显,灾前或灾中人口死亡率的人为篡改,是导致这一系列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比较而言,上述第三项研究,即金辉的研究,方法上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不需要利用大灾中的死亡率数据求出真实的死亡人口。要知道,更改大灾中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是作伪者最简便、最直接的作伪手法。[8]不过,金辉的第一项研究将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另作统计,是不妥当的。因为,金氏公式的第一项“出生人口”,已经包括城市人口。由于大多数城市保持正常或稍低的人口出生率,才使得就全国而言,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增长率仍然超过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不仅如此,有相当多的中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也经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笼统地将城市排斥在灾区之外,是不妥当的。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历年人口增长率和死亡率数据,需要得到地方数据的配合或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深入到省以下的政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鉴于此,本文拟对金辉的研究方法进行修正,并应用于省以下区域研究中。区域人口研究的过程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多。只有通过对区域死亡人口的认真求证,全国性的人口死亡数据才有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