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驯服的象吉他谱原版:洪扬生说: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米粒芽 时间:2019/10/20 12:09:47

 

洪扬生说: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女儿

 

     1982年春天,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机关,搞落实政策工作。


  此刻,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大计已定,要求落实各项政策的人真可谓数以千万计。我每天接待来访,查阅来信,上门家访,忙得精疲力竭。


  一天,办公室主任给了我一封信,要我看了信後上门到写信者家理去一趟。我漫不经心地翻开这厚厚一叠信纸,才看了两页,就被信中所叙述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

 
  写信者叫洪扬生,是一个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以後担任过党中央的政治交通员。1928年11月,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叁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中央的政治保护工作;特委下设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特委是诀策机构,特科是行动机构,就好比一个人,特委是头脑,特科是人的手和脚。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扬生便调入特科,担任特科一科的负责人。1930年前後,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进行的每一件政治锄奸案,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亲自参加了由周恩来(党内又称伍豪、周少山等)、康生(当时名叫赵容)所直接指挥的处置大叛徒顾顺章的事件……


  1930年前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多事之秋。1927年「八七」会议以俊,党中央各机关陆续搬迁到了上海,党的工作实际上分成了苏区工作和白区工作两部分。苏区工作即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中央苏区,许继慎、郭述申、徐向前等领导的鄂豫皖苏区,贺能、周逸群等领导的湘鄂西苏区等;白区工作即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革命活动,但党的工作中心无可争议地是放在白区的。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苏兆徵、周恩来、蔡和森、项英,无一例外,都留在白区。由十四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外,其馀都在白区,而且几乎都住在上海。国民党蒋介召集团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屠杀政策,即所谓「宁可错杀叁千,不可放过一个」。「四.一二」清党以後,直接死在国民党屠刀之下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便有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向警予、澎湃、杨殷、夏明翰、恽代英等数十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由於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的,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血腥手段严惩叛徒,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求生存。中央特科第叁科(又称打狗队、红队、红色恐怖队)就是党中央手中一柄出鞘的利剑!


  1929年3月,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集团与桂系军阀集团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蒋桂战争」;1930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战争,史称「中原大战」。这场大战双方投入了一百多万兵力,足足打了半年多的时间。红军趁此机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的是向忠发,他工人出身,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大革命期间担任过湖北总工会负责人。有人说他工作能力不强,大字不识一个。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女工张金保回忆:向忠发还是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他识字不多,但口才很好,六届叁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当时通常称总报告),他看着字写得很大的报告提纲,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钟头……但与周恩来、瞿秋白、李立叁等相比,向忠发自然是相形见拙了。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上主持上海地下党中央的工作。1930年3月间,周恩来去苏联和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地下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便落在了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叁身上。李立叁从「左」的急进路腺出发,夸大了当时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在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诀议。7月下旬,由彭德怀指挥的红叁军团一度攻克长沙,李立叁兴高采烈,在8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议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并要求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党、团和工会的工作,并提出了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画,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按照党中央计画,各地纷纷组织武装起义,结果大多失败,损失惨重。


  1930年8月,周恩来携共产国际关於中国革命的指示匆匆回国,19日(一说20日)到上海,当即与李立叁碰面,严肃批评了李立叁。8用22日和24日,中央政治局在雪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中央政治局机关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再一次严肃批评了李立叁。8月26日,瞿秋白也从苏联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批评帮助下,李立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了一个月的酝酿准备,中共中央在上海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内召开了叁中全会,会议从9月24日到28日开了五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4人,其他代表22人。全会通过了《关於政治形势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同时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被选为中央委员的人有李维汉(罗迈)、贺昌、陈郁、邓发;候补中央委员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重新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化名特立)、关向应、李立叁;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10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李立叁去苏联;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叁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先派项英去江西中央苏区,实际上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也即始转移到中央苏区去了。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已开始意识到苏区工作的重要性。


  说来也怪,在立叁路线盛行时,反对立叁路线最激烈的是截然相反的两帮子人,一是大都从苏联归来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博古、何子述、王稼祥等同志(王明当时名陈绍禹,常用笔名韶玉发表文章,故又叫韶玉。王明是他再去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後起的名字。);另一帮子人是长期在基层工作,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这两帮子人都曾受到过李立叁不同程度的打击。但是叁中全会对这两帮子人的工作都没有做好,尤其是在全会上还继续批判了何孟雄,连何长期担任的江苏省委候补执委的职务也撤销了。以後周恩来曾多次感慨地说过:「叁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错误,例如批判了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他秘密召见了王明、罗章龙、徐锡根等,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继续批判立叁路线和瞿秋白调和主表路线的错误。米夫藉口安全没有保障,将会期限制在一天之内。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现武定路930弄14号)顾顺章主持的中央特科机关内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贺昌、任弼时、罗登贤、温裕成、顾顺章、余飞、徐锡根、张金保、陈郁、关向应共14人,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王克全、王凤飞、史言彬、徐兰芝、袁炳辉、陈云、周秀珠共8人,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徐畏叁、萧道德、袁乃祥、顾作霖、柯庆施、沈克定、邱伴林共15人,此外还有国际代表米夫,记录为赵容(即康生)。会议从早上开始,一直开到深夜,共15个小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让王明一伙上台。据张金保回忆: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50馀人,出席会议的22人还不足半数;大多数人被通知前去开会,只当作是去开中央紧急会议,并不晓得是去开中央全会。他们是设了圈子让我们跳;更荒唐的是米夫提议列席会议的王明等15人,与中央委员享有一样的权利,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


  这次会议各派政治力量争夺得非常激烈,王明一伙咄咄逼人,瞿秋白等人惊恐万状,周恩来抱定一个宗旨「相忍为党」……会议几经中断,几乎开不下去,一直到1月7日深夜,全会终於通过了米夫提出的据说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的名单: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沈克定、徐畏叁、王尽仁、黄酥、曾炳春9人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王明、陈郁、任弼时、刘少奇、王克全增补为新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同时,李立叁、瞿秋白、李维汉被清除出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还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1月8日,出席四中全会的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陈郁、张金保等15人迅即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後散发了《告同志书》,要求共产国际派正确的代表来华主持全国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中共七大。王明一伙利用中央权力作出强硬反应,1月27日,中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於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於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同时在江南省委(即前江苏省委)集中力量批判何孟雄。但是何孟雄再也不能同王明一伙展开斗争了,1931年1月17日晚上,他和李求实、林育南、蔡博真等在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即被枪杀在龙华监狱。鲁迅先生得知噩耗悲愤交加,写下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这样不朽的名篇。老党员李沫英在《党史资料.第七辑》中撰文回忆说:何孟雄入狱後,敌人在审讯时曾说:「是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告密出卖了你们。」笔者在访问张金保时,老人深情地回忆:老何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笔者问:谁出卖了他们?老人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王明一伙。笔者几经调查,造成36人被捕、24人被杀害的这桩惨剧的据说是一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交通员(据《党史资料.第七辑》李沫英同志的回忆)。但是就莲着名的美国学者、中国通费正清博士也认为是王明一伙告的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意录》一书中写道:「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即将雕去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藉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王明一伙是否真的出卖过何孟雄等?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但毫无疑问,王明对何孟雄的被捕牺牲是幸灾乐祸的。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书记道:「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南省委书记──笔者注),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去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老党员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进一步写道:将这一消息通报省委的是刚调入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着急,王明冷漠地讲: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


  何孟雄等牺牲以後,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走上了分裂党的极端,组织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一直到1932年2月由张金保接任「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後,才断然宣布解散……


  四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後接连发生的何孟雄等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分裂党遭到清洗,坐享其成收益最大的是王明一伙。1931年3月,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中央宣傅部长沈泽民(4月後由张闻天继任),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温裕成。不久温裕成因贪污公款撤职,由博古继任。但是仅过了一个月,由於顾顺章的叛变,整个地下党中央再也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6月24日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临走前经共产国际同意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陈云六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前叁人为常委,博古负总责;1931年12月间,周恩来只身一人极其秘密地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1933年初博古率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临走时指定由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领导上海中央局,从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仅一年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六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先後叛变;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整个上海的地下党除了极个别的组织和极少数的几个人,被国民党破坏殆尽!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历史,或许是除了林彪事件之外,最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透的一段历史,没有一本正史认认真真地写过,许多的谜底至今尚未解开:米夫真有那麽大的权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早已积怨很深,1930年2、3月间周恩来匆匆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就是为了协调中共与国际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在白区这麽险恶的环境里,不过半年时间连续召开两次全会,领导层大规模更迭,党内宗派主义情绪高昂,就不怕敌人趁机渗入党内?大批党的要员以革命的名义被派到各大苏区,几乎无一例外干出了一系列极其丑恶的「反革命」勾当,比如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博古等在中央苏区……最终造成了整个苏区的大溃败大搬迁,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中共上海地下党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麽严峻的考验,已摸索出了一整套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经验,并成功地在上海生存了四、五年获得了大发展,为什麽一夜之间会发生这麽大的溃败?这无无的事件环环相扣,顾顺章事件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但仅就顾顺章事件而言,他是什麽时候被捕的?他是怎麽叛变的?是谁第一个将他被捕的消息密报给中央?地下党中央在谁的主要领导下又采取了一些什麽措施?顾顺章最後又是怎麽死的?迷雾重重,讳忌莫深。自然,这其中一个相党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当事者实在是幸存无几了……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访了洪扬生。


  就连上海人也不会想到,在市中心,在大上海骄傲的南京路的一侧、在大上海最繁华的中百公司的背後,居然会有如此破败的房子──一条极其杂乱的马路,一条极其肮脏的巷弄,一座极其破旧的小楼。我沿着漆黑一团而又陡峭狭窄的木楼梯,手脚并用爬到一层半的所谓亭子间,门开着,一股浓烈的酒气夹杂着其它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在楼梯口朝屋内打量了一下,不过四。五个平方米的房间,搁着一张木板床,好像连桌子板凳也没有,一个满脸胡渣的老人,衣冠不整地坐在床头,手里还拿着一瓶劣质烧酒。我向他说明来意,他混浊的眼睛里闪出如同鹰隼一般的光亮,但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又熄灭了。他满脸狐疑地又望了我一眼,仰起脖子灌了一口酒,声音混浊地嘀咕了几句,好像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掏出工作证,他接过去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儿……


  顾顺章事件後,由於中央特科是由顾顺章直接领导的,绝大多数人与顾顺章共事多年,顾顺章极为熟悉,对许多人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均了如指掌,因而很多人处於极度困难的境地里。周恩来召集他们亲自对他们讲: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周恩来会说这样的话?我极为惊讶。以後探访也在特科工作过的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他也认为好像是听别人讲起周说过这样的话……我细细一想,豁然开朗:中央特科的工作同志,尤其是红队的人,均为工人出身,对党忠心耿耿,对朋友一片赤诚,但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其它专长。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离开上海这个环境连生存下去都有困难,周恩来的这个决定,实在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为了免遭顾顺章的报复,红队的许多人还是离开了上海投亲靠友。李龙章就是在武汉被顾顺章抓到供出了顾顺章一家被杀之事,酿成了轰动上海舆论界的所谓「爱棠村」事件,引出了《申报》上「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


  作为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被俘,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的「特务」,以後长期失业,流落到上海,上海解放他兴冲冲地跑去找潘汉年。1931年初潘汉年从江南省委调中央特科,与洪共过事。「潘汉年应该晓得周恩来的布置和承诺」,洪扬生一再强调。但潘汉年敷衍了几句,将洪推出门口。1951年4月「大逮捕」,洪扬生一度被捉,後又被放了出来安置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次被捕,陆陆续续关到1974年,始终没有被判过刑。


  「潘汉年不是个东西!」洪扬生狠狠地骂道。以後我采访过许多人,都听到过这样的抱怨。比如当年在上海曾抚养过毛泽东的叁个儿子,以後又护送美国记者斯诺赴延安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曾这麽抱怨过。潘汉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觉,长期以来自己又有一块大的「心病」,他晓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对於这许多事应该如何妥善处置。他绝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时候,他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脚,他命运悲惨,但许多活着与死去的人并不因为他命运悲惨而同情他!这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李强替我作了证明!」洪扬生如是说。1929年底,由於苏区的扩大,上海地下党中央迫切需要加强与各苏区的电讯联系,於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到处写信、写材料、写特科的点点滴滴……有一封信转到了李强手里,李强作了批示,改变了洪扬生馀生的命运。他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总算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但有一个条件,他所写的一切材料都得转交抬中央有关部门……


  门依然关着,但正是从洪扬生开始,我萌发了要写一部关於顾顺章事件的纪实作品的念头,为此我作了近10年的努力。我自信自己的作品已经可以拨开迷雾,将历史袒陈在读者面前,不管这历史是丑陋的或是美好的。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应该由人随意编造。